書名：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年

作者簡介

鶴見俊輔
日本戰後著名哲學家、評論家、大眾文化研究者、政治運動家，被譽為日本近代思想界的巨人，曾任教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京工業大學、同志社大學。
鶴見俊輔一九二二年出生於東京，父親是政治家鶴見祐輔，外祖父則是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長官後藤新平。一九三八年鶴見俊輔赴美留學，一九四二年珍珠港事變後返回日本。一九四六年鶴見俊輔與思鄉家丸山真男等七人共同創刊《思想的科學》，多次發表關於日本戰前、戰後思想發展的重要文章，持續批判日本人非理性的思維方式。此外，鶴見俊輔也多次身體力行參與反越戰、反核等各式社會政治運動。二○一五年七月二十日卒於京都家中，享年九十三歲。
鶴見俊輔著作等身，主要著作有：《美國哲學》、《柳宗悅》、《邊際藝術論》、《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鶴見俊輔集》等書。
相關著作：《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1945-1980年》

譯者簡介

邱振瑞
資深譯者，曾任前衛出版社總編輯，現專職譯述，閒暇之餘寫小說與書評。譯有山崎豐子《女系家族》、《女人的勳章》（麥田出版）；松本清張《點與線》、《砂之器》（獨步出版）等書。並著有小說集《菩薩有難》。

書籍目錄

一、向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的日本趨近
二、關於轉向
三、鎖國
四、關於國體
五、大亞細亞
六、非轉向的形式
七、日本之中的朝鮮
八、以「非史達林化」為目標
九、玉碎的思想
十、戰爭時期的日常生活
十一、原子彈的犧牲者
十二、戰爭的終結
十三、回顧
後記
解說　加藤典洋

推薦序/導讀/自序

導讀　歷史思想的重負，鶴見俊輔其人其書

邱振瑞

在日本諸多思想家中，鶴見俊輔（1922-2015）堪稱是領軍人物之一，在世期間，與中國文學研究者竹內好、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詩人暨思想評論家吉本隆明皆有思想交流。從其著述生涯來看，他是日本思想文化評論家和大眾文化研究者，其論述有幾個特質：具有歷史思想的厚重、對國家戰爭與政治文明的省思、對社會弊病根源的追問，以及思想史特質的大眾文化研究。進言之，從古代、江戶時期、明治時期到二戰前後的日本史，都納進他辯證批判的視野中。他終其一生勤奮寫作，參與各種講座和對談，編著和合著近百種，出版《鶴見俊輔集》（全十二卷，筑摩書房）、《鶴見俊輔集．續》（全五卷，筑摩書房）、《鶴見俊輔座談》（全十卷，晶文社）、《鶴見俊輔書評集成》（全三卷，ノエォ書房），這些文字帶給日本戰後的言論思想界很大影響。

家族背景與戰爭體驗

鶴見俊輔出生於一九二二年，家族背景顯赫，父親鶴見祐輔曾任日本政府高級官員，出任過眾議院議員和厚生大臣等職，亦是善寫能譯的文人作家。他用日語寫過旅行遊記、隨筆、論文、小說和傳記，著書四十二種（五十七冊），以及三種英語著作。在一九二八年，其《英雄待望論》（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一九二八年）更登上五十萬部暢銷書名榜。此外，六卷本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改造社，一九三六年）日譯本，正是出自鶴見祐輔卓越的譯筆。鶴見俊輔的外祖父後藤新平，亦是顯赫的政治人物，他曾經擔任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其後晉升為首任滿鐵總裁、遞信大臣、內務大臣、外務大臣和第七屆東京市長，以及第三任拓殖大學校長等要職，一九二八年受封伯爵。

據心理學家分析，也許鶴見俊輔出身貴族家庭，母親對他管教極為嚴格，這種壓力導致他過早出現叛逆行為。例如，偷書、逃學和出入不良場所，甚至二度自殺未遂，三度進出精神療養院接受治療。一九三七年，他從府立第五中學退學。彼時，鶴見祐輔要前往澳大利亞演講，鶴見俊輔和胞姊鶴見和子亦隨父親同行。是年十月，他們一家三人歸國。一九三八年春天，鶴見俊輔時值十六歲，他隨同父親赴美拜訪哈佛大學的亞瑟．史列辛格教授，經過詳細面談，他決定到美國留學。他在那時與經濟學家都留重人結識為友。該年九月，他踏上美國麻州的土地，就讀於設有男生宿舍的補習班，開始留學生活。翌年秋天，他進入哈佛大學哲學科就讀，寄宿在當地劍橋的青年之家。一九四○年初夏，他返國探親期間，拜訪了民藝家柳宗悅。其後，他對於柳宗悅的思想研究，收錄於《鶴見俊輔集．續四》中。夏末，他返回美國，卻遇上了大麻煩，遭到洛杉磯港移民局的暫時拘留。到了秋季，日本學專家艾里謝也夫和賴肖和正在編寫日語教科書，鶴見與胞姊和子通力協助。翌年春天，他著手撰寫畢業論文《論威廉．詹姆斯的實用主義哲學》。夏季，他有一機會，在紐約日本文化會館圖書館打工，認識了美國作家和社會運動家海倫．凱勒。但十一月下旬，美日關係卻出現了詭譎的前兆。日本大使館若杉大使來函通知，要他即刻到西海岸搭乘船艦返回日本！果真，十二月八日，因日本偷襲珍珠港，美日兩國正式宣戰了，但他並沒有束裝返國。年底左右，他寫了一封家書，委託國際紅十字會轉交家人，說他第三學年前期考試成績第一名。

接下來，鶴見俊輔開始迎來了厄運之年。留美期間，鶴見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引來了美國聯邦調查部門的注意。就思想根源而言，他的確否定國家的作為，高揚個人的存在。因此，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聯邦調查局幹員以涉入間諜案為由，到鶴見所住的學生宿舍裡大肆搜查，並將他強行帶走，關押於東波士頓移民局拘留所，彼時他尚未完成的論文也遭到沒收，不過最後仍然歸還予他。在關押期間，他趴在拘留所的馬桶上繼續完成畢業論文，儘管修學年限不足，哈佛大學教授委員會仍同意授予他畢業文憑。是年六月十一日，鶴見搭乘戰爭時期交換戰俘的船艦格里普霍姆號。十八日深夜，該船從紐約港出發，一個星期後，他在船上迎接二十歲的生日。返回日本後，很快接到了徵召令，翌年二月，他擔任海軍文職人員（負責德語口譯），從神戶港搭乘船艦，衝破德軍的封鎖線，輾轉抵到印尼雅加達。

思想軌跡與理論實踐

兩年後，鶴見俊輔回到橫濱日吉軍令部的翻譯部門，不幸的是，他於六月腹膜炎惡化，不得不離開軍令部。為了躲避美軍的空襲，他隨同父親和胞姊和子疏散到靜岡縣的熱海租屋療養。從那時起，他開始寫作《哲學的反省》，並於翌年出版。

嚴格講，一九四六年五月，可謂是實現鶴見思想論述的新起點。他與物理學家武谷三男、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社會學家鶴見和子、學者武田清子等人，共同創辦《思想的科學》同仁雜誌，吸引同時代傑出知識人的矚目，雜誌內容豐富多姿。然而，當時日本還在美國占領軍的支配下，出版雜誌刊物都得通過嚴格審閱。因此，該雜誌有的文章沒能通過審查，被下令修改或刪除，不用說，對於明顯批判美國占領軍的文章則悉數刪除。這是日本知識人在美國統治下受到的屈辱和挫折感。

當然，也有知識人支持美國在戰後日本推動的民主改革。他們認為，與日本軍國主義高壓統治相比，由美軍主導規範的言論空間來得寬鬆，畢竟還容許自由主義的呼吸。這種對於言論價值觀的選取論戰，持續到日本戰後很長一段時間。必須指出，以鶴見俊輔為首，於一九四九年七月成立的「思想之科學研究會」，加諸《思想的科學》雜誌提供發表園地，對於日本思想界的影響力既深且遠。創辦刊物最初的資金是他們自行籌措，創辦宗旨明確，旨在探索日本戰敗的深層涵義和汲取教訓。這份思想雜誌持續了半個世紀，到一九九六年三月停刊，共發行五百三十六期，已成為研究近現代日本思想史重要的文本史料。

而要綜括鶴見俊輔的思想面貌，我們必須回顧他在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二年的研究成果。他組織了三十餘名菁英學者，進行以「轉向」為主題的研究會。經由他們通力合作，最終出版了三卷本《共同研究．轉向》（平凡社）。就此而言，這套叢書顯示出他們的學術志向，亦是名留青史的代表作。什麼是轉向呢？正如鶴見俊輔《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一書指出，「轉向」一詞最初源於一九二○年代的日本共產黨人因被捕坐牢，在獄中宣布政治思想「方向轉換＝變更路線」的縮略語。到了一九三○年，這個詞逐漸變成輕蔑的說法，用於指稱日本共產黨人放棄理想的「變節」行為。然而，鶴見俊輔似乎站在理解與同情的立場，他認為「轉向」是一個普遍現象，而非特定政黨人士的行為。以二戰前為例，許多為自由和平搖旗吶喊的自由主義者和左翼知識分子，於二戰方興未艾之際，卻搖身一變為狂熱的軍國主義者。日本戰敗後，這些昔時的知識分子竟然比右翼人士更迅速轉向擁抱「民主主義」。所以，在他看來，「轉向」的本質是「在國家的強制下所產生的思想變化」。這就是說，只要國家為實現自身的最高律法權威，勢必就會對個體做出支配或限制，國家機器與個體之間的對峙抗爭，就是不可調和矛盾的根源。

看得出來，鶴見俊輔是一個自承思想重負的知識人，他熱衷於學問的建構，希望透過對歷史思想文化的重新記述，以恢復和貼近歷史的真實面貌。因此，他出版《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一書，依然認為力之未逮，繼而在《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做更系統深入的積極反思。乍看之下，這部經典作品屬於「大眾文化史研究」，就精神內涵而言，則是對日本精神史與文化史的延伸探究，耐心的讀者透過其辯證的歷史論述，應該可以深刻認識現代日本思想史的底蘊。

文章試閱

一、向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的日本趨近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日
從現在開始，我要談論的主題是，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的日本精神史；在進入主題之前，我先說明幾點隨想。
首先是語言問題方面。由於以下談及的事物大都發生在日本，所分析的思想，原本也以日語表述。現在，由於身處在這使用另一種語言的國度，於此，我打算揚棄對日語的依賴，試著鋪衍論述。我想在這裡建立一個我們之間的共通規則，亦即只用英語理解我們的研究對象。然而，我選定的這種方法，旋即令我，乃至我們陷入一個困境之中。怎麼說呢？我抱有一個信念，這信念雖說在邏輯上難以成立，但卻可以得到統計上的支持。那就是，說英語的日本人不值得信任。一九四五至五二年美軍占領日本的期間，我曾就此再三向遇見的美國人說明。因此，對我來說，我希望各位在我試圖談論日本之際，對我所說出的話，都能稍打折扣，再予思考。隨著美軍占領日本的時代的遠颺，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的記憶也逐漸淡遠，英語侵入日語之中，因此現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充斥著源於英語的語彙。在報紙的廣告中，我時常可以看見類似「ЁЧヱスЭяЗソиャЧЁъ⑦Ёъみ」（時髦服裝秀）的語彙。這句廣告詞中，源於日語的單字只有「ス」和「ソ」兩個連接詞而已。
再舉一例。有個美籍學者研究日語多年之後來到日本，某天在圖書館閱讀日本的綜合雜誌時，他碰到一個無論如何翻查字典、任憑想像仍不得其解的語詞。他抄下那句語詞，請教日本的學者。原來就是這句「ёЧЬ．ヤ⑦Э．ь⑦」（hit and run，打帶跑，棒球術語）片假名讓他百思不解。由於這些語彙的使用，已超出原本的語意脈絡，若非日本人實在很難了解。現今，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外來語俯拾即是，因而我還是堅信先前我所說的「信念」，是有某種根據的。
在我看來，借用歐化語言的表述，未必意味著思考本身的歐化。但由於在短期間內，從歐洲語言中借用如此之多的語彙，就某種意義而言，現代的日本人可說也變得難以了解自己。確實，在某個層面而言，我們已經失去自覺自身思維方式的理路。
第二，我想強調的是，我希望這門課成為一種開端，藉此讓我們理解戰爭期間日本發生了什麼，日本之外的地方又發生了什麼，以及非戰爭期間的時代，日本和日本以外的地區發生過什麼樣的各種狀況。在日本，「轉向」一詞，最早出現在一九二○年代，到了一九三○年代之後已被廣泛使用。這個字眼並非源於歐美的語彙，它是在日本戰爭期間的政治氛圍中，所衍生出來的語詞之一，而這個概念也對十五年戰爭期間，日本的知識和文化的走向有重大影響。這一語詞的形成，除了能以世界精神史的範疇來討論之外，亦可從其中發現日本獨具的特徵；因而從其形成的模式中，我們有可能從中爬梳出一些端緒，藉此理解日本以外、世界其他各國的趨勢，及其與「轉向」事件的關係。亦即透過這個理論模式，可以讓我們理解到，對當今世界局勢的努力，有實踐的可行性。
第三，在文化史和精神史的研究方法中，那些被當成脫離標準範式的現象，反而更能表現出該社會的文化特徵。一九三一至四五年日本所發生的事情，不能視為明治初年以來，近代日本史中的一個偶發事件而加以抹殺。仔細探討的話，它既告訴我們諸多值得積極繼承的事物，又揭示許多我們應該否定的東西。我們是經由錯誤成長，並且是經由自覺到我們所犯的錯誤中，包含的真理與價值而成長。
第四，以歷史的區分而言，我們在此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肇始，設定於一九三一年中日戰爭的爆發。一九三一年日本的陸軍領導者在中國的滿洲開啟戰端，並進而在這個地區建立日軍的傀儡政權。這種方法對整個世界而言，實乃前所未見。因而後來也導致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國的希特勒都加以仿效。因此我們可視一九三一年始於中國東北地區的中日戰爭，為一個全新趨勢的開始，影響著整個世界。如此，一九三一至四五年的日本歷史，對全世界而言雖說不過是地方史，但已然成為二十世紀日本史與世界史連接的一個環結。
第五，我也想談談十九世紀日本向西方開放門戶之後，流傳於西方各國的日本情趣。當時，寫過日本的有張伯倫（Basil Hall Chamberlain, 1850-1935）、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 1850-1904），以及里奇（Benard Leach, 1887-1979）等。雖說此外還有許多人，但其中我對陶藝家里奇最感興趣。他是少數對日本不失青年時代之熱情，對日本文化不表失望的人物之一。至少，他跟同為英國人的張伯倫和小泉八雲相較，對比強烈。這其中似乎包含幾個理由。
理由之一，在於里奇很早就對中國文化和朝鮮文化抱持一份親密感；亦即他在親近日本文化的同時，也對中國文化和朝鮮文化抱有一份親密感。因此，他很早便擁有自己獨特的視角，將日本文化視同中國文化、朝鮮文化，加以吸收掌握。正為如此，日本文化對里奇而言，才不致於突然從某個時期開始，由原本的清純，轉變成醜陋、可厭。
由朝鮮審視日本，我們可以看到日本令人厭惡的一面；從中國看日本，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淺薄的一面。來自其他的外國研究者，大都從自己停留的日本經驗來研究日本，所以當他們把目光投向中國或朝鮮時，難免對日本文化感到失望。當然，倘若外國人對日本的興趣僅僅是出於異國情調，他的愛好與觀點必然維持在其出生國所受的各種文化薰陶；在這樣的情況下與日本文化的接觸，只是在其原本的各種價值觀上，蒙上一層日本文化的外衣，整個內涵依然沒有改變。這樣一來，難免會在某個時期對日本文化突然感到失望，或不得不做出重大修正。然而，如果認為接觸另外一個國家的文化極為重要，同時有意把這異國文化的異質價值，納入自己原有的文化價值體系中，抱持這種信念的人，其接觸日本文化的方法，便是將日本文化與朝鮮文化、中國文化，以及其他亞洲各國的文化並置，同時放入視野中。如此，應較能掌握日本文化的真貌吧。這個理解日本的方案，是在空間的架構下，將日本與朝鮮、中國結合，一起思考；倘若要再加上與此相對的時間架構，那為了理解現在的日本，掌握日本在一九三一至四五年漫長爭戰中的歷史背景，就變得至關重要了。
我想先從缺點方面，清楚表明我對主題的趨近方法。在這門課程中，無論是資料或詮釋上都存在著各種缺陷，請各位特別留意。
我先談談資料的問題。研究現代史，要達到蒐集所有必備資料加以檢證的嚴密基準，可說是相當困難。相較之下，古老時代的歷史似乎較有嚴密的基準，因為重要的文獻大多已經散佚。如果是中世紀史，它在研究上似乎比現代史容易達到完美的境地吧。但僅憑這樣就說中世紀史的研究對照於中世紀的實際狀況已臻於完美如實之境，那又令人存疑。若單就留存於世的資料而言，或許我們可以讀盡現存的所有文獻；而根據這些資料寫成的記述，其顛撲難破之處，更是現代史研究所難望項背的。然而，現代史研究，包括文化史和精神史，甚至連想要達到字字難以推翻的自我滿足的境界，都是困難的。
至於資料的詮釋方式，也無法輕易地就能達到共識。如何詮釋現代的事件，常因我們平時抱持的偏見而有所歧異。我們必須尊重和正視這種無可避免的諸多詮釋。在這門課程中，我們盡可能地對所見的必要事實做一番粗略的鳥瞰，如果與實際報導有所不同，也要忠實地把這些差異記錄下來。而且也必須指出，單靠被報導出的事並不足恃， 因為未被報導的事也包含許多重要的事實。我們也不該忘記，這些未被報導的重要事實，也許今後將會出現，但也可能完封如初未被揭示出來。
我也希望藉由這樣的努力，增進我們積極討論的機會。我們得以清楚地認識到，無論是材料或解釋方法本身都存在著諸多缺陷，更要認清互為矛盾的解釋往往是建立在極可疑而又不充分的材料上。現在，我們打算以此方法來描繪現代史的共通畫卷，並衷心期待這個努力能激發出更多踴躍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