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餘生：我的生命之旅與台灣民主之路→

商品簡介

揭露李登輝的精神世界！紀錄李登輝的輝煌人生！至今，最貼近李前總統的書！

一本最貼近李前總統的書！

李登輝，一個台灣近代史上內外皆知的名字，也是台灣政壇上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

1923年生於台灣日治時期的地主之家，李登輝並沒有因為富裕的家境而變得養尊處優，反而因為過早的自覺讓他從年少開始便苦於自我的追尋，這些思考生死的痛苦掙扎，最終都在他今日回首時，成了成就他今日之我的養分。

今年已年屆93歲的李登輝，2011年底曾接受過大腸癌的手術，出院修養半年之後，便於2012年4月，秉持著「現場主義」的信條，展開了屬於他的環島「生命之旅」，決心用自己的雙腳走遍台灣的每一個角落，用自己的雙眼好好看看台灣的美好與不足，也用自己的耳朵直接傾聽人民的聲音。2013年，他在旅途中因為身體不適，又動了椎動脈支架置放手術，可是之後他還是造訪了綠島。這樣的堅持背後，是什麼在驅使著他呢？

在本書的後記中，李登輝說：

我在今年1月迎接了91歲的生日，雖然我不知道自己還有多少時間，但我早就打算為了台灣和人民把接下來的餘生都奉獻給「第二次民主化」，這是我完成自己捨「我」奉「公」這種「我是非我之我」人生哲學的覺悟。

想知道李登輝的「非我之我」哲學是如何演變而來，以及他究竟為何會選擇成為研究農業經濟的學者？又為何會從學者的角色踏上往後的從政之路？其中不喜歡國民黨的他，又為何毅然決然地加入國民黨？最後在國民黨勢力的孤立下，從擔任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到副總統之位，最後連任兩屆總統。一路走來，李登輝自己又是抱持著什麼樣的信念在為台灣和人民奮戰呢？

一切的心路歷程都在此書當中。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李登輝的台灣革命
苦於自我的少年時代
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一面倒向馬克思主義
「狗去豬來」與二二八事件
台灣歷史的黑暗時代
從蔣介石以來的排日教育世代
加入國民黨
蔣經國學校
從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到副總統
「非我之我」
掌握軍權
與國民黨的戰鬥
司馬遼太郎與我
台灣人的身分認同
「快樂頌」
台灣的改革迄今尚未結束
在台灣的復活的「中華思想」

第二章　中國歷史與「兩個中國」
「中國五千年」
新儒家主義
為什麼不能稱之為「支那」
中國人只有「今生」和「自我」
「天下為公」
台灣模範
不可能「一國兩制」
台灣「脫胎換骨了」
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台灣中華民國」

第三章　釣魚台列嶼與日、台、中
釣魚台列嶼之於台灣
中國所覬覦的兩岸「共同反日」
「千島湖事件」與「台灣海峽的飛彈危機」
安倍首相的堅定態度
中國自顧自的推論
韓國人和台灣人
「日本精神」與「謝謝台灣」

第四章　重生的日本
日本煥然一新
安倍首相讓日本外交轉守為攻
安倍經濟學與「失去的二十年」
期待日本銀行的改革
「零核電」的非現實性
夢想的核融合發電
小型釷燃料核電的可能性
安倍新政權與其使命的重要性
對安倍首相的聲援

第五章　領導者的條件
比起人命更重視奉承的民主黨政府
緊急時刻的軍隊角色
領導者要在現場視察
領導者不可以說「不知道」
「為了活下去」——日本大學生的來信
支撐孤獨的信仰
為「公義」殉道
「公」與「私」要分明
領袖魅力的危險之處
劉銘傳與後藤新平
在台灣最受愛戴的日本人
不被權力吞噬的領導能力
福澤諭吉的提問
「傳統」和「文化」的重要性
精英教育的必要性
超越「知識」與「能力」的東西

第六章　「武士道」與「奧之細道」
歐巴馬總統的最敬禮
《勸學》
比起儒學的思辨，還不如實證的學問
東西方文明的融合
「武士道」的高度精神性
日本文化的情趣與形式
探訪「奧之細道」
對參拜靖國神社批判是不合理的
日本人的不變美學
從一位青年的來信中看見日本人的精神文化

第七章　今後的世界與日本
「G零的世界」
為了平成維新的「船中八策」
給年輕人帶來自信與榮耀

結語

主要資料．引用文獻

前言
今年在台灣即將迎來農曆新年的一月底，電視上播報了「台灣高鐵乘務員在日本的新幹線上接受服務培訓」的新聞，聽聞後才發現，日本的新幹線乘務員在去年十二月時就曾來台灣進行培訓，是日台培訓交流活動之一。
雖然有很多象徵日台密切關係的事物，但台灣高鐵可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吧。
在日本接受培訓的台灣高鐵乘務員，說了以下的心得：「日本的待客非常有禮貌，我們也會加以練習，希望能學到『款待』之心。」我沒想到還有這種形式的日台交流，所以深受感動。
去年夏天因為東京確定舉辦奧運，所以日本的報章雜誌上很常看到「款待」這樣的字眼。二〇〇五年底，我也為了在日本跨年而與家人一起到訪了名古屋和關西地區，還記得當時搭乘了新幹線，對車上服務的美好感到非常敬佩。
新幹線的乘務員在進出車廂時都會很有禮貌地鞠躬致意，也能對乘客體貼入微；走道和座位一塵不染，廁所也經常保持清潔；顯示在電子螢幕上的目的地天候與氣溫，也是服務乘客的表現之一，最後我們搭乘的新幹線準時依預定抵達時刻駛入月台。

我平日經常予以評價的日本精神，就是經由誠實、認真、同理心和無私之心，以及嚴格守時這些元素所勾勒出來，而具體展現出這些特質的就是日本的服務，其成果不也可以說是「款待」之心嗎？
當我再一次強烈地堅信日本人身上的這種精神是非常出色的同時，我也因為親眼看到日本社會至今依然不失這種精神而感動。
在這樣的服務領域裡，台灣能向日本學習的地方還有很多很多，我期待台灣的服務能透過新幹線的日台交流而獲得提升。
雖然開場白有點長，但日本和台灣的關係是如此的深切，到現在日本過去的風俗文化還留在台灣的生活裡，就算處於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中，我還是忍不住覺得，日台之間的羈絆會在未來變得越來越深。

我在今年一月迎接了九十一歲到來，前年十一月我接受了大腸癌手術，接著又在去年七月於頸動脈中放入了支架，我感覺自己也終於來到了不得不去意識到自己所剩時間的處境。
我到二十二歲之前都是在全然的日本教育下長大，所以這本書揭露的，可說是原本身為日本人的李登輝，他的精神世界，同時也揭露了像我這樣的人是如何演變而來，還有我如何評價日本精神和武士道這些享譽世界的優秀資產，以及祖國台灣的現狀與未來、長久以來處於「單相思」的台日關係和左右國家方向的領導者條件與修煉等等，本書可說是集我平日思考之大成的豐富之作。
不管是夜晚就寢還是早上起床的時候，閃過腦中的都是台灣接下來將會變成什麼樣子的念頭，與此同時，也對日本不再那麼掛心，我想這是因為安倍晉三首相在前年十二月時再度披掛上陣，所以多虧於此，讓日本長期迷失其中的黑暗隧道射進了一道亮光。
日本與台灣是命運共同體，只要日本能夠重生，台灣一定也會受到影響而煥然一新。雖然中國的崛起已經被大家說了好久，但我敢斷言，除了日本之外，沒有其他國家有資格作為亞洲的領導者。我認為日本經濟的重生，可說是把台灣人的關心目光從中國持有的龐大市場與經濟轉向日本的絕佳機會。

在本書原稿進入最後校稿階段時，突然傳來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生效的學生們攻占了立法院的新聞，在我撰寫這篇前言時，學生們已經占領了兩週的時間，雖然無法預料到會迎來什麼樣的結果，但我還是想說出我的想法。

現在想起來，二十四年前，恰好也是在這個相同的季節，那是就算身處南台灣，也會因早晚溫差而變冷的三月時期，依然是以台灣大學的學生為中心，在台北市的中正紀念堂靜坐和絕食抗議。
事情的起因是為了抗議那些數十年來未曾改選的國民大會代表，在他們臨退之時要求高額的退休金和年金。這場靜坐活動經過報導後，學生和支持者開始陸續聚集在中正紀念堂，我記得最後人數規模超過六千人。
在此之前，三年前的一九八七年，儘管以經解除了戒嚴令，但國民大會的「萬年議員」還是賴著不走坐領乾薪，其依據就是在台灣與中國大陸仍然處於內戰狀態時，為了掣肘憲法功能與國家總動員而設立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學生們提出解散萬年國會、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招集民間有識之士舉辦國是會議，以及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這四大要求，並送到政府，也就是擔任總統的我面前。
對我來說，當時的我的確是擔任總統一職，可是話說回來，那其實是一九八八年一月，在蔣經國總統的驟逝下，由身為副總統的我依據憲法所繼任，所以有很多人都把我看作是「機器人總統」。
確實也是如此，在國民黨內只要沒有派系就不會有作為後盾的大老在，所以不管是軍隊還是情報機關，都無法掌握的我，會被這樣看待也是裡所當然。
就任總統後，我立刻表明將會繼承蔣經國的路線，因為最優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抑制因為蔣經國總統驟逝而引起的黨內騷動和安定台灣的社會。
為了推動台灣的民主化，我非得到國大代表支持，經由選舉成為名副其實的總統不可，為此，在代理總統任期結束的一九九〇年春天，我計畫與副總統候選人李元簇一同爭取支持，投入一刻也不得輕忽的選戰。
儘管黨的臨時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已經在二月提名我們為正副總統候選人，但在隔月的國民大會正式決定之前，由非主流派勢力主導、想要翻盤的政變工作正開始白熱化，所以我每天都處於戰戰兢兢的狀態。
然後就在這個時刻，學生們開始靜坐，剛好是我等待國民大會總統候選人提名的隔天，也就是三月十六日。
原因在於幾天前的三月十三日，國民大會於台北市郊外、陽明山半山腰上的中山樓舉行了代表大會，全場一致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修正案》，把自一九四八年頒布以來，具有法律期限性質的臨時條款經由他們自己之手延長期限。
可是在開始聽見民主化胎動的這一年，學生們會開始在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那些緊抓高待遇特權不放的國大代表，藉此表明人民的怒火，也是理所當然的結果。
學生們的聲音就如燎原之火般蔓延開来，期待民主化的聲音也隨著時間經過而壯大起來。於是我在學生們開始靜坐的隔天，就透過電視對人民呼籲，要他們冷靜並保持理性行動，同時也再度聲明政府方面會加速民主改革，藉此回應他們的訴求。
為了平息日益倍增的人民之聲，我在十九日表明「會在一個月之內召開國是會議」，並於隔天的二十日，到立法院與在野黨協商國是會議的招開，同時決定了「終結動員戡亂時期」與「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這兩項針對總統的建言。
事實上，學生們的要求與我自己想要推動的事，無疑是完全一致的。二十一日，雖然政局因為學生運動而有些微混亂，但我還是取得國民大會支持，並勝選成為總統，於是趕緊邀請學生代表到總統府，讓我直接傾聽他們的聲音。
坦白說，本來應該是由我這邊前往學生們靜坐的中正紀念堂，但國家安全局以「無法做到萬全的戒備，恐怕會有遭遇不測的情況」來強力反對，因此，我只能在傍晚坐車環繞中正紀念堂周圍一圈來看看學生們的情況便返回。
根據紀錄，我所會見的學生代表共有五十三人，他們應該也感到困惑吧，因為白天派祕書長前去傳達「學生代表請到總統府來」，可是我記得他們來的時候已經超過晚上八點了。
我記得自己對他們勸導：「各位的要求我已經充分瞭解了，所以請聚集在中正紀念堂的學生們盡早回學校上課吧，外面天氣很冷，趕緊回家吃飯吧。」
他們返回中正紀念堂討論，結果宣布將於隔天早上解散，聽到這件事後，我打從心底鬆了一口氣，這當然是因為我心裡有推動民主化的想法，可是有更多卻是因為我無法坐看學生們在寒冷顫抖中持續靜坐，希望他們能早日回到校園或家庭。
今年三月十八日，雖然因為學生占領立法院而引發了「太陽花學生運動」，可是即使經過了兩週，到現在馬英九總統仍然不願傾聽學生們的聲音，僅僅只是用「服貿協議如果繼續延宕下去，將會關乎台灣的信用，學生們占領立法院的作法是違法」的說法來轉移根本問題上的注意力，而堅持「服貿生效」的態度。
在此，我想要強調。
占領立法院的學生們有學生們的意見，他們的行為也是為了國家著想，在現場的學生們沒有一個人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靜坐，他們何罪之有呢？馬總統應該盡早聆聽他們所說的話，努力讓他們及早返家或返回學校。

在本書內文裡也有提到，一個領導者的腦中一定要經常想到「國家」和「國民」，因為我深信領導者應該盡可能傾聽人民的聲音，在苦民所苦的同時，以誠意具體回應他們的訴求，並尋求解決之道。以我過去同樣身為總統的立場來看，一想到馬總統完全只有考慮到「黨」和「中國」，就深感遺憾。
話雖如此，在這十幾天裡，學生們對台灣展現出來的熱情與理想追求，都為台灣帶來了光明的希望，接著在三月三十日，於總統府前舉辦了一場反服貿黑箱大遊行，結果台灣史上前所未見的五十萬人（據主辦單位宣稱），把整個總統府前廣場都給淹沒了。
其實那天我也想去參加，可是我的二個女兒和孫女都叮嚀我：「你的感冒不是還沒完全好嗎？讓我們代替你去就好了。」
孫女回家之後，興奮地跟我報告：「真的來了好多人，我都動彈不得了，沒想到會有那麼多台灣人站出來呢。」我一邊聽著，一邊開始對這些學生們帶有感謝之意，這是因為他們讓大家知道，所謂的民主主義並非只是握有投票的權力，而是在人民主動參與政治時，透過監督政府才得以實現。

總而言之，我堅信這場學生運動已經為台灣民主主義的未來與發展帶來了偌大的影響，學生和人民已經透過身體力行展現出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台灣的未來是由台灣人來決定。身為領導者的馬總統應該正視問題，為了台灣的發展積極地去努力解決。
我雖然持續憂心這場學生運動會迎向什麼樣的結局，但在另一方面，可以確定的是，這是台灣民主主義發展在全世界曝光的契機，我想這是身為台灣人的一分子所擁有的無比喜悅與驕傲。

內文試閱
加入國民黨
我加入這個打壓本省人、施行排日教育的國民黨，是一九七一年的事。
台灣農業的疲弱在一九六七年左右變成了嚴重的問題，當時的我自康乃爾大學取得農業經濟學的博士學位歸國，是國內外皆知的學者，因此被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所延攬，行政院副院長就相當於日本的副首相一職。
蔣經國想要借助我的學識來復興農業，而當時的台灣農民因為受到政府壓榨，顯得疲弱不振，農村人口也開始減少，所以我想，無論如何都要重新賦予農民生機不可。
就像一九六〇年代日本池田（勇人）的第一次政權時代，為日本農業帶來了大轉機，台灣也在此時進入了高度成長期。開始工業化後面臨勞動力不足和工資上漲，而短缺的部分並沒有經由收購農地來吸收棄農的勞動力，因為此時還是偏重農業的時代。
為此我率先提出應該廢除現行的以物易物模式，因為當時的台灣農民仍是用收成的穀物去交換肥料，收穫越多時，所能獲得的肥料自然也越多 ，雖然看似能夠鼓勵農民，但充其量也只是權宜之計，如果是以近代化為目標，就應該以合理的價格來收購農產品，藉此鼓勵農民儲蓄才是。
讓農民用自己的儲蓄來購買肥料，這才是政策不是嗎？蔣經國採納了我這般的建言，自隔年的一九七二年開始實施農產品的收購。
一九七二年蔣經國當上行政院長（相當於日本的首相一職），為了轉型走向重工業，而開始著手準備稱為「十大建設」的基礎建設，並開始實行「加速農村建設方案」的計畫，為近代化與農業發展推出政策。
我與蔣經國見過面後，他勸我加入國民黨，但我並不喜歡國民黨，也對政治毫無野心，老實說，心情是五味雜陳。但最後，我還是選擇置身體制內來改革台灣的這條路。對於經歷過白色恐怖時代的我來說，這樣的判斷或許是我潛意識裡認為：「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不過，在勸我入黨之前，也澈底調查了我過去的活動，大約整整一個星期，警備司令部幾乎每天都招我過去，從早上訊問到深夜，尤其詢問了許多關於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的事。
當所有訊問結束後，我算是消除了嫌疑時，審訊官說了奇怪的話：「敢用你這樣的人，大概也只有蔣經國吧！」
之後蔣經國當上行政院長，我則被任命為政務委員，也就是日本的國務大臣，此時我才終於了解審訊官的話，因為蔣經國當時就已經決定要任用我，所以這些政權的幹部才會開始調查「李登輝的過去」。
蔣經國學校
蔣經國是蔣介石的長男，因父親離開母親毛福梅而與宋美齡結婚，而憤慨地加入中國共產黨。十四歲時前往莫斯科，進入培育共產黨員的東方大學（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就學，好像與鄧小平是同期。
然而因蔣介石而起的上海四一二事件，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行程對立，其子蔣經國成為實際上的人質，最後被送往西伯利亞強制勞動，蔣經國的夫人就是在當時助他一臂之力的俄羅斯女性。一九三六年在蔣介石被張學良挾持軟禁的西安事變中，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契機，於是蔣經國從蘇聯回國，與父親和解並加入國民黨。
我常說自己畢業於「六年制的蔣經國學校」，我從蔣經國身上真的學到許多關於政治的事，貼身共事讓我多次感受到他的厲害之處，其中之一就是他在擔任行政院長期間，裁判了自己親戚擔任人事行政局局長的貪汙，宣判十五年以上的刑期。如果是他的父親蔣介石，應該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事實上，蔣介石似乎曾說：「經國做過頭了。」但蔣經國對此仍用堅決、毫不猶豫的態度以身作則。
他毫無疑問是一位政治家，與他相比，當時的我只是一介學者而已。我在擔任政務委員期間，蔣經國把我看透了，知道我會為了台灣而拼命提出政策。
身為政務委員，每當要出席外交或交通相關的重要會議前，我都會把問題反覆思考，並事先想好結論再出席會議，然後積極地提出政策。而身為會議主席的蔣經國則是一邊聽著我的提案，最後才做出結論，這個決策過程可說是政治家所該具備能力。
從我的想法和他所下的結論來思考不同之處，讓我獲益良多，究竟他和我的想法有哪裡不同呢？啊，原來如此，我沒有考慮太多政治因素，或者是我沒考慮到人民的事，只想著理論而已，這裡面讓我學到了很多。
我在蔣經國身邊當了六年的政務委員，雖然由蔣經國擔任主席的會議常常伴隨著接連不斷的緊張，但這真可說是我的「政治學校」。我想，我身為理論家與政治家的成長，皆要歸功於自己在「蔣經國學校」的這六年。
從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到副總統
從一九七八年開始的三年半，我擔任了台北市長，當時台北市與大阪市為姊妹市，因此我不但視察過大阪市的都市計畫，也關注了神戶市。
當時的神戶市長是宮崎辰雄先生，他雖然以打造PORTOPIA博覽會 而聞名，但他實施的其他各項都市政策也都獲得了各界的高度評價。
因為我原本就是農業經濟學者，所以從神戶都市問題研究所出版的《都市經營之理論與實踐》開始，購買所有與都市經營相關的書籍，認真學習。
台灣首次引進電腦設備也是在我台北市長任內，因此，過去負責各種交通相關業務之窗口所無法處理的事項，例如，核發駕照和交通罰金的繳納等，都簡單獲得了解決。
當時汽車的普及正急速發展，交通事故越來越頻繁，但相關事務的處理卻停滯不前，警察也應接不暇而放手不管。
而且政府和民間的道德因為戰後的中國式教育而淪喪，違反交通規則的市民，大多理所當然地拿著罰單去找當地的議員，議員多少都有收受政治獻金，於是便向警方施壓，結果數量太多，有些議員也不得不自掏腰包來繳付罰款，為了填補這些「損失」，議員們便有了收受賄略的藉口而陷入了惡性循環。
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我把交通違規事件全部交由電腦系統處理，結果如山丘般高的違規罰單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就快速清空了。
雖然有很多議員跟我抱怨：「托你的福，讓我們少了一條財路。」不過，也因為如此才能以此為契機，從源頭切斷了社會全體的腐敗、墮落與職務怠惰的惡性循環。
這樣的改革不只是在交通行政方面，更擴及土地登記、房屋建築申請，以及營業許可申請等眾多部門，結果台北市的行政獲得了全面的極大變革。
另外，台北市的立法院選舉也利用電腦系統管理，可立即統計、整理。投票於五點結束後，其他縣市要統計到隔天早上，而台北市只要三個半小時就能發表結果，媒體為此都大感驚訝。
至於亞洲最大供水大壩的建設，只要水壩正常運作，舊能確保台北市在今後的百年間無缺水之虞。我還完成了排水工程，以及處理垃圾的三座焚化爐，因及早著手，所以台北至今都沒有發生垃圾問題。
觀光方面結合農業和觀光業，建立觀光茶園和橘子園，實踐了招攬觀光客的發想。
為了讓上班族和公務員都能在一個小時之內回到家，不但規劃了公車路線，還開拓了特別道路和快捷道路，並製造了低底盤公車，讓一家大小能夠聚在一起共享晚餐。
軟體方面也做了許多的考量，civil minimum就是其中一項，即提供市民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例如交通、教育、環境等等，以市民生活中急需改善的項目來當作市民生活最低標準指數的基礎，進而評估編列預算。
透過市民大會等直接聽取市民的聲音，就算是很小的意見也會接受，然後以學生為主體舉辦音樂節，並把音樂節結合戲劇節來舉辦藝術節，還有設立大型的動物園。
為此我每天都過得非常快樂，市府不但沒有舉債，財政也非常充足。
一九八一年，我帶著市長任內的政績當上了台灣省主席，一面阻止急速自由化的土地買賣，一面培養未來生產力較高的「核心農家」，進行農村改革，之後，於一九八四年就任副總統。
我不知道蔣經國為何會指名我為副總統，但是就我個人的臆測，大概是蔣經國對於我像日本人的部分有所評價，中意我像日本人的地方，像是具備強烈的責任感，不會說謊，也不會阿諛奉承，所以才會採用了既不是國民黨員，也與國民黨沒有瓜葛的我。
基於這點，直到現在我還是非常尊敬蔣經國先生，因為他會去思考一個性格像日本人的本省人（台灣人），能在什麼地方派上用場，也因為這樣，我才能得到成為第一個台灣人總統的機會。我想蔣經國先生早就已經考量過，國民黨過去以來的獨裁政治將不會長久吧。
在蔣經國擔任總統的時代，於一九八七年解除了戒嚴令，而規範報紙和雜誌報導的「報禁」也獲得了解除，然後因為黨禁的解除，才有現在民主進步黨成立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