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親愛的安德烈（新裝珍藏版）
原文書名：
產品代碼：
9786263353893系列名稱：
龍應台作品集系列編號：
AL00004定價：
480元作者：
龍應台頁數：
320頁開數：
17x23x2.05裝訂：
平裝上市日：
20220607出版日：
20220607出版社：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CIP：
863.56市場分類：
小說,散文產品分類：
書籍免稅聯合分類：
文學類- ※在庫量小
商品簡介
「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
你得從頭學起，你得放空自己。」
跟青少年子女斷了線嗎？
或許只是，我們自己不夠勇敢，跨不出去……
晚餐桌上兩代共讀共辯的經典
我們是兩代人，中間隔個三十年。我們也是兩國人，中間隔個東西文化。我們原來也可能在他十八歲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樣各自蕩開，從此天涯淡泊，但是我們做了不同的嘗試──我努力了，他也回報以同等的努力。我認識了人生裡第一個十八歲的人，他也第一次認識了自己的母親。──龍應台
三年，真的不短。回頭看，我還真的同意你說的，這些通信，雖然是給讀者的，但是它其實是我們最私己、最親密、最真實的手記，記下了、刻下了我們的三年生活歲月──我們此生永遠不會忘記的生活歲月。──安德烈
1999年，安德烈14歲，龍應台離開歐洲，回台就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她和安德烈每天只能透過電話聯繫彼此，久而久之，在分隔兩地的情況下，兩人竟漸漸變得無話可談。2003年，龍應台卸任回到安德烈身邊，這個曾經與自己最親暱的孩子已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坐在桌子那一端，有一點「冷」地看?媽媽。
龍應思考著到底該如何重新認識這個人，於是邀請安德烈一起透過書信的方式，用三年的時間，重新認識彼此。
在一封又一封的通信中，母子間幾乎無所不談，他們的話題，從生活品味、情感世界聊到年輕人對未來的徬徨不安。更一起探索了兩人對當代總總社會現象的觀察，從對威權的抗爭、歐亞文化的差異，聊到社會與全球貧富差距的階級思考。
「那『愚昧無知』的漁村，確實沒有給我知識，但是給了我一種能力，悲憫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後面對權力的傲慢、慾望的囂張和種種時代的虛假時，仍舊得以穿透，看見文明的核心關懷所在。」──龍應台
「我們其實是很『保守』、很『乖』的一代。你想想，有什麼大事能讓我們去衝撞，什麼重要的議題讓我們去翻盤呢？我們這一代能做的決定都不過是些生活裡的芝麻小事罷了。……德國失業率如此之高，年輕人其實戰戰兢兢，幾乎到了『謹小慎微』的地步。」──安德烈
「『平庸』是跟別人比，心靈的安適是跟自己比。我們最終極的負責對象，安德烈，千山萬水走到最後，還是『自己』二字。因此，你當然更沒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為了符合上一代對你的想像而活。」──龍應台
36封書信，兩人互述觀點，信中言語交鋒，展現世代與東西文化價值的差異。安德烈對母親直來直往、有時坦率得近乎尖銳；龍應台則以最大程度的溫暖、以理性與生命的智慧，去理解並回應眼前這一位如此年輕的「成年人」。
面對安德烈的傾訴，龍應台選擇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從旁提醒，卻不干預。他們重新進入了對方的生活、時間和心靈，同時也記錄下兩代人試圖消除隔閡與衝突的努力，呈現了母子兩代人心靈的碰撞脈絡，以及中西文化對個體思想的影響。
「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
你得從頭學起，你得放空自己。」
跟青少年子女斷了線嗎？
或許只是，我們自己不夠勇敢，跨不出去……
晚餐桌上兩代共讀共辯的經典
我們是兩代人，中間隔個三十年。我們也是兩國人，中間隔個東西文化。我們原來也可能在他十八歲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樣各自蕩開，從此天涯淡泊，但是我們做了不同的嘗試──我努力了，他也回報以同等的努力。我認識了人生裡第一個十八歲的人，他也第一次認識了自己的母親。──龍應台
三年，真的不短。回頭看，我還真的同意你說的，這些通信，雖然是給讀者的，但是它其實是我們最私己、最親密、最真實的手記，記下了、刻下了我們的三年生活歲月──我們此生永遠不會忘記的生活歲月。──安德烈
1999年，安德烈14歲，龍應台離開歐洲，回台就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她和安德烈每天只能透過電話聯繫彼此，久而久之，在分隔兩地的情況下，兩人竟漸漸變得無話可談。2003年，龍應台卸任回到安德烈身邊，這個曾經與自己最親暱的孩子已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坐在桌子那一端，有一點「冷」地看?媽媽。
龍應思考著到底該如何重新認識這個人，於是邀請安德烈一起透過書信的方式，用三年的時間，重新認識彼此。
在一封又一封的通信中，母子間幾乎無所不談，他們的話題，從生活品味、情感世界聊到年輕人對未來的徬徨不安。更一起探索了兩人對當代總總社會現象的觀察，從對威權的抗爭、歐亞文化的差異，聊到社會與全球貧富差距的階級思考。
「那『愚昧無知』的漁村，確實沒有給我知識，但是給了我一種能力，悲憫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後面對權力的傲慢、慾望的囂張和種種時代的虛假時，仍舊得以穿透，看見文明的核心關懷所在。」──龍應台
「我們其實是很『保守』、很『乖』的一代。你想想，有什麼大事能讓我們去衝撞，什麼重要的議題讓我們去翻盤呢？我們這一代能做的決定都不過是些生活裡的芝麻小事罷了。……德國失業率如此之高，年輕人其實戰戰兢兢，幾乎到了『謹小慎微』的地步。」──安德烈
「『平庸』是跟別人比，心靈的安適是跟自己比。我們最終極的負責對象，安德烈，千山萬水走到最後，還是『自己』二字。因此，你當然更沒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為了符合上一代對你的想像而活。」──龍應台
36封書信，兩人互述觀點，信中言語交鋒，展現世代與東西文化價值的差異。安德烈對母親直來直往、有時坦率得近乎尖銳；龍應台則以最大程度的溫暖、以理性與生命的智慧，去理解並回應眼前這一位如此年輕的「成年人」。
面對安德烈的傾訴，龍應台選擇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從旁提醒，卻不干預。他們重新進入了對方的生活、時間和心靈，同時也記錄下兩代人試圖消除隔閡與衝突的努力，呈現了母子兩代人心靈的碰撞脈絡，以及中西文化對個體思想的影響。
作者簡介
龍應台
作家。2012-14年為台灣首任文化部長。2015年為香港大學「孔梁巧玲傑出人文學者」。2017年為照顧母親移居台灣屏東潮州鎮，開始鄉居，行走於鳳梨田、香蕉園、大山大海之間，與果農、漁民、獵人、原住民為伍。2021年與母親移居台東都蘭山中，開始在太平洋畔生活。
安德烈 Andreas Walther
1985年在台北出生，八個月大到了瑞士，三歲時遷往德國法蘭克福。香港大學畢業，現在倫敦工作。愛喜劇、愛電影、愛嘲諷、愛思辯。
書籍目錄
序2015 逝水行船 燈火燦爛╱龍應台
序2007 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龍應台
序2007 謝謝你╱安德烈
第一封信 十八歲那一年
第二封信 為誰加油？
第三封信 逃避國家
第四封信 年輕卻不清狂
第五封信 對玫瑰花的反抗
第六封信 一切都是小小的
第七封信 有沒有時間革命？
第八封信 我是個百分之百的混蛋
第九封信 兩種道德
第十封信 煩惱十九
第十一封信 陽光照亮你的路
第十二封信 讓豪宅裡起戰爭
第十三封信 向左走，向右走
第十四封信 祕密的、私己的美學
第十五封信 菩提本非樹
第十六封信 藏在心中的小鎮
第十七封信 你是哪國人？
第十八封信 哪裡是香格里拉？
第十九封信 問題意識
第二十封信 在一個沒有咖啡館的城市裡
第二十一封信 沒逗留哪來文化？
第二十二封信 誰說香港沒文化？
第二十三封信 缺席的大學生
第二十四封信 下午茶式的教養
第二十五封信 裝馬鈴薯的麻布袋
第二十六封信 孩子，你喝哪瓶奶？
第二十七封信 二十一歲的世界觀
第二十八封信 給河馬刷牙
第二十九封信 第二顆眼淚
第三十封信 KITSCH
第三十一封信 兩隻老虎跑得慢、跑得慢
第三十二封信 政府的手可以伸多長？
第三十三封信 人生詰問
第三十四封信 你知道什麼叫二十一歲？
第三十五封信 獨立宣言
第三十六封信 偉大的鮑布•迪倫和他媽
後記 在時光裡╱龍應台
文章試閱
對玫瑰花的反抗
親愛的安德烈：
讀你的信，感覺挺複雜。想起跟你父親在美國初識的時候，聽他談自己的旅行。十八歲的他，也是和一、兩個留著長髮、穿著破牛仔褲的朋友，從德國一路hitchhike橫過整個歐洲，到土耳其和希臘。那是歐洲的一九六八年，學生運動興起、嬉皮文化煥發的時代。
他提到在語言不通的國度裡，發生車禍後的一團混亂；提到在西班牙設法勾引天主教堂裡做彌撒的女孩；提到在一毛錢都沒有的狀況下，如何到希臘的農家裡騙到一頓飯；提到在稻草堆裡睡覺，看捷克的夜空裡滿天沉沉的星斗。
那時我二十三歲，剛從台灣到美國，很震驚為什麼歐洲的青年人和台灣的青年人世界那麼不一樣。他們為什麼顯得沒有任何畏懼，背起背包就敢千里闖蕩？他們為什麼滿腦子都是玩，懂得玩、熱愛玩、拚命玩？他們的父母難道對他們沒有要求，要求他們努力讀書，出人頭地；他們的學校難道對他們沒有期待，期待他們回饋社會，報效國家？我們當然也玩，但是所謂玩，是在功課的重壓之餘， 參加救國團所設計的、有組織的「自強活動」。「救國團」，就是和東德共產黨的「青年團」一樣的東西，其實是愛國愛黨教育的延伸機構。你懂嗎？我們的「玩」，叫做「自強」。含意就是，透過「玩」去建立強壯的體魄、強悍的意志，目的是「救國」。我們的「玩」都是為了救國。
「玩」，就是一圈人圍起來，唱歌、跳舞，玩大風吹或者躲矇矇，一起拍手或一起跺腳，做集體劃一的動作。幼稚園孩子們做的遊戲，大學生一樣起勁地做。「群育」的概念藏在我們的「玩」後頭，教我們從集體行動中尋找安全和快樂。
所以主要還不是物質匱乏的問題；在那個時代，一個歐洲青年和一個台灣青年最主要的差別在於前者的個人思維和後者的集體思維；脫離集體是一件可怕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更何況，我們被教導，個人是為了集體而存在的：讀書求學固然是為了國家的強盛，「玩」，也同樣是在達成一個集體的意志。
納粹時期的德國孩子、共產時期的東德孩子，也是這麼長大的；中國和北韓的孩子也是。台灣不是共產國家，可是並非只有共產國家操弄集體主義，法西斯也是。
然而你爸爸那一代青年，是天生的自由自在嗎？他們的父母、你的祖父母那一代人，不就在法西斯的集體意識裡過日子的嗎？也就是說，你爸爸和我所源出的背景其實是相像的，但是五○年代的西德在美國的扶持下逐步走向民主，台灣在美國的扶植下，有時差，民主要到八○年代末才出現。一九六八年的歐洲青年向權威挑戰，向上一代人丟石頭，我的一代人那時還在上愛黨愛國教育，玩群體遊戲唱「團結團結就是力量」。
我記得一個西柏林教授曾經告訴我，六八年的一代很多人會有意識地拒絕在陽台上種父母那一代人喜歡的玫瑰、牡丹、大朵杜鵑等等，反而比較願意去種中國的竹子。玫瑰花象徵了中產階級所有保守的價值觀：為集體效力、刻苦向上、奮發圖強、按部就班……而遙遠的、非本土的竹子，就隱隱象徵了對玫瑰花的反叛。父母在花園裡細心呵護每一朵玫瑰，那時中國的文革正如野火焚山一樣在遙遠的東方狂燒，奔放的激進主義令年輕人著迷。「性、藥、搖滾樂」是在那樣一個背景下喊出來的渴望。
一九六八的這一代人做了父母，做了教師，仍然是反權威的父母和主張鬆散、反對努力奮發的教師，我的安德烈就在這樣的教育氣氛中長大。你的「懶散」、你的「拒絕追求第一名」哲學、你的自由宣言和對於「凡俗的快樂」的肯定，安德烈，是其來有自的。如果說你父親那一代的「玩」還是一種小心翼翼的嘗試， 你們的「玩」就已經是一種自然生態了。
我反對嗎？我這「複雜深沉、假裡假氣」從來沒學會「玩」的知識分子要對你道德勸說，拿「蟋蟀和工蟻」的故事來警戒你嗎？做母親的我要不要告訴你，在全球化競爭中，兒子，你一定要追求「第一名」，否則無法立足？
我考慮過的，安德烈。但我決定不那麼做。
譬如，你說你特別看重你和朋友同儕相廝守、相消磨的時光。我不反對。人生，其實像一條從寬闊的平原走進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結夥而行，歡樂地前推後擠、相濡以沫；一旦進入森林，草叢和荊棘擋路，情形就變了，各人專心走各人的路，尋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擠擠同唱同樂的群體情感，那無憂無慮無猜忌的同儕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離開這段純潔而明亮的階段，路其實可能愈走愈孤獨。你將被家庭羈絆，被責任捆綁，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複雜和矛盾壓抑。你往叢林深處走去，愈走愈深，不復再有陽光似的夥伴。到了熟透的年齡，即使在群眾的懷抱中，你都可能覺得寂寞無比。
「少年清狂」，安德烈，是可以的。
至於「玩」，你知道嗎，我覺得不懂得「玩」，確實是一種缺點。怎麼說呢？ 席慕蓉阿姨（記得嗎？那個又寫詩又畫畫的蒙古公主）曾經說，如果一個孩子在他的生活裡沒接觸過大自然，譬如摸過樹的皮、踩過乾而脆的落葉，她就沒辦法教他美術。因為，他沒第一手接觸過美。
中國有一個我非常欣賞的作者，叫沈從文。他的文學魅力，我覺得，來自他小時逃學，到街上看殺豬屠狗、打鐵磨刀的小販，看革命軍殺人、農民頭顱滾地的人生百態。在街上撒野給予他的成熟和智慧可能遠超過課堂裡的背誦。
你小的時候，我常帶你去劇場看戲，去公園裡餵鴨子，在廚房裡揉麵團，到野地裡玩泥巴、採野花、抓蚱蜢、放風箏，在花園裡養薄荷、種黃瓜，去萊茵河騎單車遠行。現在你大了，自己去走巴塞隆納，看建築，看雕塑。安德烈，我和席慕蓉的看法是一致的：上一百堂美學的課，不如讓孩子自己在大自然裡行走一天；教一百個鐘點的建築設計，不如讓學生去觸摸幾個古老的城市；講一百次文學寫作的技巧，不如讓寫作者在市場裡頭弄髒自己的褲腳。玩，可以說是天地之間學問的根本。
那麼，我是否一點兒也不擔心我的兒子將來變成冬天的蟋蟀，一事無成？騙鬼啊？我當然擔心。但我擔心的不是你職業的貴賤、金錢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給你多少自由？「性、藥、搖滾樂」是少年清狂時的自由概念， 一種反叛的手勢；走進人生的叢林之後，自由卻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時間在閃避道上荊棘。
MM
2004.11.1
問題意識
ＭＭ：
才從義大利回來。和三個朋友在露佳濃湖畔泡了幾天。我們逃離德國的陰暗， 奔向南方的陽光。你很熟悉的那個小屋，屋前是瑞士，屋後是義大利。我們很懶，哪裡都不去，就在陽台上對著湖水喝酒、聊天、聽音樂。我們到義大利那一邊的小村子去買菜，然後回來自己煮飯。月亮懶懶地從湖裡浮起來，腫腫的；音樂從廚房裡飄過來，我稱這「好時光」。很多人喜歡去熱鬧的酒館或者跳舞，但是我最喜歡的是跟朋友在一起，不管是一個安靜的小酒館，或者只是一個無聊的陽台，從談話裡一點一點認識你的朋友的思想和心靈，或者言不及義大笑一通， 是我覺得最自在的時候。
我想我懂你在說什麼，雖然我還沒去過那樣令人震撼的地方。你看見的那些問題，會不會都是因為貧窮？因為貧窮，所以人才會想盡辦法賺錢，不計較手段、不思考後果地去吸引觀光客？可是，ＭＭ，比這些問題更嚴重的事太多了吧。貧富不均本身不是更糟嗎？
歐洲和美國本來在自己內部就有貧富不均的問題─你看狄更斯的小說就知道。現在這些先進國家把自己內部的問題大致解決了，我的意思是說，至少不像十九世紀那麼明顯了，但是貧富不均變成富國跟窮國之間的問題─富國把問題掃到第三世界去了。在我們這些「富國」裡，ＭＭ，我覺得年輕人的心理壓力滿大的。大家都覺得，哇，全球化來了，全球化就是全球競爭，所以每個人都拚命「上進」，用功讀書，搶好成績，早一點進入職場，不能輸……這跟六○年代什麼理想青年、革命情懷是完全不一樣了，而我覺得我們是被逼著變成這樣利己又保守的一代。當我們的心思都在如何保障自己的未來安全的時候，我們哪裡有時間去想一些比較根本的問題。
我想到一個月前，好幾個城市同時舉辦的音樂會，「Live 8」，吸引了上百萬的人。主辦的人打出的口號是「讓貧窮變成歷史！」但是這一次，募款不是目的，而是要人們給八大強國的政治人物施加壓力，要求他們消滅貧窮。這大概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演唱會，但是，我覺得，大家去聽音樂，聽完又怎麼樣？ 年輕人去聽演唱，最記得的大概是見到了哪個好久不見的樂團，演唱會真正的用意，一下就忘得光光的。再譬如說南亞海嘯。死那麼多人，激起那麼大的熱情， 現在誰在談它？
這個世界變得那麼快，訊息那麼多、那麼滿，我們腦子裡根本就塞不下那麼多事情了。當然是有很少數的年輕人會選擇到偏遠地區去工作或者捐款，這很高貴，但是我在想，恐怕還是「問題意識」更重要吧？
我是說，如果買耐吉球鞋的人會想到耐吉企業怎麼對待第三世界的工人；如果在買漢堡的時候，有人會想到賺錢賺死的麥當勞，付給香港打工仔的工錢一小時還不到兩塊美元；如果買阿斯匹靈頭痛藥的人，在買的時候會想到，這些跨國藥廠享受巨大的利潤，而非洲染了愛滋病的小孩根本買不起他們的藥。如果帶著這種覺悟和意識的人多一點，這個世界的貧富不均會不會比較改善？
我從來不給路上伸手的人錢，因為我不覺得這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讓每個人都有「問題意識」才是重點。可是我自己其實又軟弱又懶惰的，說到也做不到。就這樣了。
Andreas
2005.9.15